先秦儒家人性论的法哲学意义新探

2017-09-11 12:37:46 来源:求索 作者:李德嘉

  摘要:性善,是儒家对人性的基本认识和总体态度。儒家性善论的重要意义在于对人性的基本信任,正是这种对人性的信任,构成了制度化理解儒家人性论的前提和基础。儒家人性论的政治法律意义在于儒家看到了人性与制度之间的关系。首先,儒家认为礼乐刑政的制度应该是深深根植于人性的,内在于人性而产生的。其次,社会必须建立在以人情为基石的德政和礼治的教化上,才能长治久安、和谐稳定。当下学界通说认为现代法治建立在人性恶的假设基础之上,这样的看法其实是对法治的人性基础的片面理解。先秦儒家性善论完全可以成为现代法治人性前提的重要补充。

  关键词:人性论;制度设计;法治

  作者简介:李德嘉,法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博士后研究人员。(北京,100872)

  人性问题,一直是中国古代思想家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尤其是先秦时期,许多重要的思想家都对人性问题有过讨论,例如孟子言性善,荀子言性恶,而法家则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基本都是赤裸裸的利益计算,根本谈不上善良,因此也可大致归入性恶说一类。在对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中,很多学者都认为,儒家的性善论是中国古代人治传统的人性预设,而法治国家需要一种性恶论的假设。例如我国台湾地区学者张灏指出,西方的法治传统与基督教思想中对人性的“幽暗意识”有关,正是出于对人性中阴暗面的不信任,尤其是对掌握权力者的不信任,西方的思想家设计出了一套防止人发展人性中阴暗部分的制度,这一系列制度又主要集中于对权力的控制。也正是由于控制权力的思想和制度实践的发展,西方的法治文明逐渐得以发展。[1]而中国的传统思想中却深深地蕴含着一种“超越意识”,先秦儒家诸子并不是没有认识到人性中的缺陷和阴暗,但坚持认为人皆有善端,只要通过适当的方式加以培养、修为,人人都可以达致人性的完美。因此,中国传统中理想的统治方式就是通过“内圣”—“外王”的统治者来施行“仁政”。自张灏先生提出西方民主传统与人性恶的预设之间的内在关联性以来,性恶论的价值预设是法治的人性论基础的命题几乎成为学界通说。有学者甚至认为,正是由于儒家一直坚持人性本善的人性理论,因此导致儒家一直忽视制度建设对政治的重要,从而将美好的政治图景都寄托于圣君明主之上,形成了典型的人治思想。与此相对的是法家,由于法家认识到了人与人的关系不过是赤裸裸的利益计算,因此法家强调制度对政治的重要,要求任法而治。其实这些观点不仅是对西方人性论的误解,也是对中国先秦思想家的误解。因为中国传统的人性论与制度构建的关系并非如上述学者所讲的那么简单。在中国传统思想中,无论是主张性恶论的法家抑或主张性善论的儒家,都主张人治而非法治。尤其是所谓“性恶”论的法家,更是主张君主大权独揽的急先锋,法在法家的眼中无非是君主驾驭群臣的工具,根本不具备法治的意味,与西方传统中的法治精神背道相驰。

  一、先秦儒家性善论的再认识

  性善,是儒家对人性的基本认识和总体态度。现代学界经常认为孟子主张性善论,荀子是性恶论的提倡者。就孔子的人性思想,学者根据孔子则一句“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认为孔子主张人性无所谓善恶,人之善恶得因于后天的教育与习惯的培养,与西方人性的“白板说”相若。实际上,儒家的人性论自孔子开始就是性善的。[2]孔子虽不曾谈过“性善”,但是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而“仁”的内涵主要是指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孔子的“忠恕”之道必须建立在人性善的基本假设之上,所谓“忠恕”就是对人性普遍善的信任。如果假设人性本恶,则根本无法想象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如何实现。孟子说:“仁,人心也。”[3]仁,实际上就是在论证人心中善的本能。

  儒家尊重人性,相信人性中所具有的向善之德,因此儒家的制度设计与社会秩序均围绕着如何发展人性中的向善之德而展开。儒家对人性的基本信任构成了制度化理解儒家人性论的前提和基础。荀子说“人何以能群?曰:分”,因为“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这里所说的“分”,就是指出人与人相处必须有权利义务的界分,长幼尊卑的区分,人的社会性联系就是儒家所特别重视的“人伦”。儒家以“仁”作为其伦理学的核心范畴,而其社会性的意涵也特别突出。《中庸》曰:“仁者,人也。”在儒家思想中,“仁”就是对人的本质所下的规范性定义。古人解释“仁”字的意思,说其“从人,从二”,意即人与人的社会联系。自然,这种人际间的关系也是分层次的,一方面,儒家将宗法血亲关系视为“群”的关系中最为根本的关系;另一方面,他们也认为人群中存在着物质生产上分工合作的联系,人与人之间的共性决定了他们能够守望相助、共渡危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