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构儒家:中国近代文化精英的一种努力

2017-09-11 11:34:00 来源:社会科学辑刊 作者:魏光奇

  [摘要]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文化精英在探索自己国家的文化出路问题时,对儒家思想进行了重构,尝试将它改造成为一种能够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思想。他们批评了儒家与儒家思想的各种局限,为儒家思想建立新的形而上学,发掘儒家思想中具有“永恒”价值的成分,用现代观念来对儒家的一些重要观点进行重新阐释,探索儒家思想如何能够深入民众生活的途径。他们这种“重构儒家”的努力,构成了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为今天我们构建中国的现代新文化提供了历史借鉴。

  [关键词]儒家、儒家思想、中国近代文化精英、重构、文化出路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08JZD0037)

  作者简介:魏光奇,男,1950年出生,历史学硕士,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清代、民国地方制度史和中外文化观念比较。主要著作有《官治与自治: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县制》、《有法与无法:清代的州县制度及其运作》、《天人之际:中西文化观念比较》、《选择与重构:近代中国精英的历史文化观》。

  19世纪中叶后西风东渐,中国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走上了近代化社会转型的道路。在这一过程中,先进的中国人逐步形成了一种共识,即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难以原封不动地适应这种历史变动,因而对中国的文化出路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就此提出了各种批判性和建设性方案。由于儒家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主导性地位,因此,如何看待儒家思想的价值和局限,儒家思想是否能够(以及如何)适应现代化社会潮流而与时俱进,在中国文化出路的探讨中就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关于近代文化精英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人们迄今比较熟悉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新青年》撰稿人群体和当代“新儒家”群体的思想主张。但实际上,除了这两种文化思潮外,晚清和民国时期的文化精英人士还就此提出过其他许多具有相当系统性的思想主张,对此,人们尚未予以足够的重视。本文拟对这一问题作一简要的梳理。

  一、儒家与儒家思想的多重局限

  近代以来人们对于儒家思想的批评意见,为人们所熟悉的主要有三点(指先秦儒家为“奴隶主阶级思想代表”的历史哲学式批判不计):其一,作为儒家思想一派的“荀学”为君主专制服务,其最有代表性者如谭嗣同的说法:“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二者交相资,而罔不托之于孔。”[1]其二,批评宋明理学轻视经世致用,其最有代表性者如康有为的意见:宋学“仅言孔子修己之学,不名孔子救世之学”[2]。此外,熊十力也批评说,理学“视事功为末,其精神意念所注,终在克己工夫,而经国济民之术或未遑深究”,而“今世变愈亟,社会政治问题日益复杂,日益迫切”,学者们必须承担社会责任,“以独善自私为可耻”[3]。其三,批评儒家思想是一种宗法性质的、保守的、与现代化目标相背的意识形态,泯灭个性,尊上卑下,以“礼教”杀人,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就是这种观点的集中表现,对此人们耳熟能详,这里不赘述。而除了上述三点之外,近代精英人士还对儒家学派和儒家思想提出了其他几个方面的批评意见。

  第一,批评儒学、理学导致了中国的功利主义、物质主义风气。在人们注重批评理学轻视经世致用和否定感性个人价值的同时,近代文化精英中有人发掘了这个问题的另一侧面,即儒家要对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功利主义和物质主义倾向负一定责任。如章太炎认为,儒家的一个缺点是“以富贵利禄为心”,即太过于重视世俗功利。他说,孔子本人攻击世卿制度,“其教弟子也,惟欲成就吏才,可使从政”。孔子针对隐士们避世的做法,明确提出“不仕无义”;儒士们“苦心力学,约处穷身”,就是要积累学识待价而沽,随时准备从政,说“不沽则吾道穷矣”[4]。章太炎的这种批评不无道理,因为儒家主张入世,在这同一面旗帜下,格调高者追求为社会服务,格调低者谋求个人利益,做官发财,这是必然的。章太炎认为,儒家的这种功利主义会导致它的另一个缺点,就是在道德问题上不能坚守原则,过于“灵活”。他说,孔子讲“无可无不可”,讲“可与立,未可与权”,讲“君子而时中”,孟子说孔子是“圣之时者”,荀子说“君子时绌则绌,时伸而伸”。从这些话语中都可以知道,“孔子之教,惟在趋时,其行义从事而变,故曰‘言不必信,行不必果’”。章太炎认为,这种将“因时变化”、“时伸时绌”视为第一原则的立场太过随便,结果是“道德不必求其是,理想亦不必求其是,惟期便于行事则可”。正因为如此,信奉儒家道德者,“艰苦卓厉者绝无,而冒没奔竞者皆是”,中国俗谚说“书中自有千盅粟”,这种功利主义是“儒家必至之弊”,在各种制度中“无乎不遍”。他认为,儒家曾对中国社会与文化有过积极的贡献,但后来这种影响只剩下“热衷竞进”了[5]。佛教印光大师也批评儒生名利心重,不重视大义的实践。他说,儒家思想内容很好,但儒者却往往不懂得“道在躬行”,他们“一向逐末,举凡克己复礼、闲邪存诚之义,置之不论,唯以记诵词章,拟为进取应世之资”,将“圣人参赞化育之道,作为博取名利之艺”;他们口是心非,表里不一,形成了双重人格,“其作文也,则发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之道,直使一丝不漏;而考其居心行事,则绝无此等气分,直同优人演剧,苦乐悲欢,做得逼真,实则毫与自己不相干涉也”[6]。

  第二,认为中国的一些国民劣根性与儒家思想的影响有关系。如梁启超认为,中国儒家经典所提倡的道德,如温良恭俭让、克己复礼、忠信笃敬、寡忧寡悔、刚毅木讷、知命知言、知止慎独、戒欺求慊、好学力行知耻、戒慎恐惧、致曲、存心养性、反身强恕等等,却基本上属于私德,而很少涉及公德。儒家强调的“五伦”,都是“一私人对于一私人之事”的“私德”,而新伦理则重视“一私人对于一团体之事”的“公德”,这为儒家思想所缺乏。他指出,“束身寡过主义”是中国数千年来的道德中心点,对于言论行事出此范围而热心公共事业的人,则总是以“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之类的观点进行指责[7]。

  梁启超认为,中国人缺乏“进取冒险”精神固然首先是因为受到了老子学派推崇柔弱的影响,但另一方面儒家也有责任。他说,许多“称颂孔子者”往往对于孔子的学说“遗其大体,摭其偏言”,忽视了其主张积极进取的一面。他们对于孔子的思想往往是“取其‘狷’主义,而弃其‘狂’主义;取其‘勿’主义,而弃其‘为’主义;取其‘坤’主义,而弃其‘乾’主义;取其‘命’主义,而弃其‘力’主义”。这些人所称道的一些反对“进取冒险”精神的话,如“乐则行之,忧则违之”、“无多言,多言多患;无多事,多事多败”、“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小子不登高、不临深”等等,虽然都是“孔门所传”,但并非是排他的教条,而是先圣贤哲针对各种具体问题而发,孔子并没有“以此义尽律天下”。但是,一些儒家信徒往往偏面强调这一方面,起到了磨灭人们“进取冒险”精神的不良作用[8]。